黑暗降臨，螢幕上迎來一如往常的序言，可能是某個哲人的話，可能是本片的相關訊息，通常會給本片打上一個高大上基調，給觀眾一個心理建設。而《美國動物》的開頭註定這部片自命不凡、桀傲不馴。

「本片不是改編自真實故事。」

當我們尚未反應過來這段話的突兀之處，它便像被異形寄生的人體開始抽搐，變形。

「本片是真實故事。」

這樣的驚喜並非一個小混混在你眼前耍蝴蝶刀的花招，只能持續個兩三秒，相信我，起初我也懷疑，但看完本片之後我的腦袋裡烙印上了八個字。

「電影導演，巴特林頓（Bart Layton）。」

電影與眼睛

一群人在黑暗的洞穴裡，盯著牆壁上的影子，那些影子由人們身後的物件藉由光投射而來，這是柏拉圖為了對哥哥格勞孔說明人如何被禁錮在「假象世界」，假蘇格拉底之口所提出的景觀，在他老人家的描述之中，這個觀看似乎是很糟糕的，必須要脫離的活動，這個假象世界不過是真實世界事物的投影，人們浸淫其中，沾沾自喜，渾渾噩噩度過一生，他如果聽到千年之後有人願意花錢買票進場從事這種活動、花青春歲月提昇這活動的體驗（這方面拉斯馮提爾則是另類的典範）、而研究這種活動更成為一種「知識」，甚至還讓幾個年輕人因為從事過這種活動而跑去搶劫，他不知道會是搖頭嘆息還是說「我早就知道了。」

談《美國動物》我想是不能離開「電影」本身的，尤其以拍紀錄片起家的巴特林頓對於「拍攝真實」應該會特別有感觸，真實在哪裡？真實可能捕捉到嗎？還是真實在被捕捉當下就註定變質？而我們為了拍出真實，是不是也有一再重演的必要？拍一部述說四個年輕人打劫圖書館對巴特林頓而言與其他劇情片出身的導演，有什麼不同嗎？尤其當我們面對是一部導演用起敘事技巧及各種剪接手法，毫不留情砸下擾動人心的配樂，以及色彩斑斕的畫面色調時，這種期待會不會太高呢？那些被刻意安排的，身披合宜的衣服與背景，在畫面中央時而對我們敞開心扉、時而恍惚遲疑的當事人能夠說服我們嗎？所有證詞的矛盾與單薄，以及演員與當事人的平行展演與縱橫交錯，都讓我深深陷入了懷疑以及抽身的衝動，僅僅十幾年，人們的記憶就可以錯亂、變形、挪移成這種程度了嗎？如果是這樣的話，要了解當時事件的生成，不就只能查閱當時官方的資料，但是那些資料提供的觀點又是如此單薄，導致當事人的陳詞如此有吸引力，當然「真實不真實」往往不是只要當事人聲稱明白交代就可以確定的，因為我們預設當事人會為了自己的利益而有說謊的可能，「真實不真實」法庭說的算，也就是除了我們個別的「眼睛」、我們預設還有能夠看見一切的那個「眼睛」存在，它安置在社會的上方，觀看著我們。而個別的「眼睛」充斥在電影之中，飾演當事者的演員與當事者的眼睛、《美國鳥類》畫冊裡鳥類的眼睛、獵殺者與被獵殺者的眼睛、懷疑與被懷疑者的眼睛、搶匪與被搶者的眼睛、落魄劫匪與看落魄劫匪的圖書館員與學生的眼睛、監視器的眼睛、盯著被抓到的犯罪者的眼睛……可謂目不暇給，這麼多眼睛，這麼多觀點，這麼多凝視等待我們，隸屬於小小腦袋的小小眼睛怎能不猶疑、怎麼能不迷濛？

在記載洞穴喻的這個章節，蘇格拉底與格勞孔對於穿梭「真實世界」與「虛假世界」對眼睛造成的影響有所描述：

蘇：如果一個人從神聖的思維的世界墜落到罪惡的境地，並且此行為荒誕的話，又有什麼值得奇怪的呢？如果當那個去過地面的人雙眼還在痛苦地眨著，還沒有適應習慣於周圍的黑暗的時候，他就被強迫去站到法庭上，或其他某個地方去為公共所認同的影像，或該影像的影子去辯護，並且努力去投合那些從未見過正義的人頭腦中關於正義的觀念的話，那又會是一種什麼樣的情形呢？會很奇怪嗎？

格：沒有什麼好奇怪的。

蘇：任何具有常識的人都知道眼睛的不適有兩種不同的情形，要麼是從光亮處走到黑暗之中；要麼就是從黑暗處走到光亮處。其實，在這一點上。精神和肉體的眼睛是一樣的。一個知道這些情形的人看到有人視力迷弱，他是不會嘲笑那個人的，首先，他會走過去，去詢問這個人的靈魂是剛剛走出光明的生活，還不習慣黑暗；還是剛從黑暗走向光明，被白晝的強光所眩暈。他會認為其中有一種狀態是可喜可賀的，而另一種是可悲可憐的。如果他打算去嘲笑這兩種情形的話。那麼去嘲笑那個從地底鑽出來站到光明之中的人比嘲笑離開光明世界回到洞穴里的那個人將有更充分的理由。

這兩個世界的對比與衝突、倒轉與錯位，正是本片縈繞各角色心緒抉擇，同時也是片中青年與成人共同提到的「線」所區隔的兩個世界，只是兩個世界真的是這麼逕渭分明嗎？

眼睛的建構與解構

無論從黑暗世界到光明世界，或是從光明世界到黑暗世界，他們唯一的共通點是眼睛的不適，眼睛的不適透漏著一種對於自身觀點的迷茫與不信任，既找不到值得觀看的對象也對自身的觀看產生質疑，怪不得《美國動物》在每一個角色上展示了事件前與事件後兩種臉孔，以前的自己彷彿成了最熟悉的陌生人，見面時非得是那樣小小的驚鴻一瞥，而以前藉由觀看相互滋養的朋友早已四散他方，不能共處於同一場景內，因為眾人的共同視域──那可以不再與同齡人鬥個你死我活的飛昇之夢，如同伊卡洛斯之翼的下場一樣，溶解在高溫的太陽下，那些支撐他們夢境的「想像的可能性」、「扮演的可能性」、「觀點轉移的可能性」通通一同崩塌，當然在敘事上由於導演一開始就將結果呈現，加上他們所提及的電影，早就預示了結局的不祥與拆夥的必然性，不論是最初的聯手的史賓賽與華倫所觀看的《殺手》（the killing）或是他們在想個人代號時所提及的《橫行霸道》（Reservoir Dogs）種種的處理手法，以及情節讓人憶及的電影，都讓觀眾的腦裡對這個過程產生了龐大的聯想集合，我們在很前面知道他們失敗了，但我們不知道他們的失敗是以什麼樣的形式，這樣的失敗又讓他們潰爛到什麼程度。當我們在本片中看見許多其他電影的影子，我們跟裡頭的角色經歷了一同戲劇化的過程，他們知道他們在模仿什麼，而我們知道我們期待什麼，正如華倫對史賓賽怒吼現代人的平庸性時令人聯想的《逗陣俱樂部》（fightclub）或者《社群網戰》（The Social Network）提著裝備等待上車的背對鏡頭則如《黑暗騎士》（The Dark Knight）裡小丑充斥不祥氣質的首次登場。在計畫竊盜行動中種種對圖像的特寫與比劃，還有對計畫的天真態度，則是完全《脫線沖天炮》式的處理。而故事尾聲所有夥伴各自從崩潰到嘗試自我毀滅的畫面剪接則令人聯想到《噩夢輓歌》《Requiem for a Dream》。

巴特林頓展現了這些，然後解構了這些，他解構了電影的魔術，藉由說明成功的犯罪無法透過一首好歌的奏起就達成，也不可能因為穿上西裝就真的變成職業殺手或者藝術人士，在畫面與畫面間，有許多在剪接時消失的時間被我們忽略了，正如在電影裡一個人可以從左邊進入從右邊出來彷彿空間的定律也在觀看中被我們忽略一樣，四個角色被丟入一個不屬於他們的，名為校園日常的戲劇裡頭，這個校園日常隱含著對校園場景中必須發生的事件的要求，那是我們觀眾的預設期待，從我們日常與虛構經驗中預設的期待，比如美國電影裡兄弟會的各種男子氣概挑戰，或者其他在這個場景「應該」要發生的事情，然而他們拒絕了，他們藉由扮演其他的角色來試圖證明對自身命運的可控性，他們試圖證明自己是例外，他們逃離校園，躲進車庫，就像那些早期的美國創業家，只是他們試圖規劃的是犯罪，而且在他們想像中，這會是「無害」的犯罪，就跟電影裡被痛打被殺死的人都不是真的被痛打與殺死。他們在現實表演名為《電影》的戲劇，而在這部名為《美國動物》的戲劇裡呈現《現實》的表演。《現實》是人總要歸隊，過各自的生活、《現實》是一切不能剪接的痛苦以及一切不能閃躲的障礙。翅膀在大腦裡拍動，撞上現實，扭曲癱瘓，他們被重擊至地，我們看見了他們最真實的東西───無能為力的痛苦。

話說回來，我們這些能夠被裡頭場景召喚心象的觀眾，或許也是「美國動物」，我們也是那些「持續向外遷徙，最後進入洞穴生活的貓頭鷹」的一員，透過移居符號世界，擺脫現實的重力，我們在消費中自由，在符號遊戲中重獲自我，以較不痛苦的方式與世界進行連結，在這過程中，所謂的「成功」人生是讓自己成為眾人渴望符號的集合，成為他人凝視的對象。因為透過他人的觀看與被他人觀看，我們可以逃避對自身的觀看以及自身進行觀看，而在看電影與被電影看中，我們重新看見與被說服了，原來人生有這麼多可能，以及環繞這些可能之外的一片虛空，當燈打開，我們閉眼。